社運給初創科技公司啟示

容志偉

2019年11月9日 信報 經管錦言 B8版

筆者前陣子跟幾位創業不久的初創科技公司創辦人談談近況，話題都離不開香港正在發生的社會運動。他們除了說說對社會運動的看法外，也談到適逢在年初已經開始的經濟下降周期，對他們公司的影響。

可能讀者會估計，所有初創科技公司的業務都受影響。但除了小部分的公司外，很多公司其實仍然依照原先擬定了的商業計劃營運，毫無影響。經濟周期變化和社會運動，對很多公司都有不同的影響，很多時不是創辦人的執行力問題，也不是團隊的問題，而是在創辦公司時所定下的核心策略導致的。

在初創科技界，特別是與有資訊科技有關的，創業時都要清楚以下的三個方向性的問題：

1.拓展國際市場，還是專注本地市場

2.面對市民大眾，還是主力商業客戶（或政府客戶）

3.研發自家產品，還是完成客戶項目

拓國際市場 研自家產品

很大部分的創業者會選擇專注本地市場、主力商業客戶和完成客戶項目。這個選擇可能基於沒有充足的資金創業，或無法構想一個有合理商業模式的創新科技或產品等原因。當中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要降低風險和加快回報。但這個選擇，可能就是公司容易受到經濟周期變化和社會運動影響的根本原因。

這樣的選擇比較容易建立銷售渠道，只需完成小量但大額的交易便足以生存，毋須承擔產品會否受最終用戶歡迎的風險，但就會忽略外來風險以及政治風險。當面對經濟周期變化和社會運動等情況，商業客戶可以極速減少各方面的開支，而導致很多外判供應商失去生意，又或遲遲收不到費用。公司若專注本地市場，又可能會將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只要某些情況逆轉，公司根本無從躲避。相反，如果一間初創科技公司的策略是拓展國際市場，面對市民大眾和研發自家產品，個別地區的社會運動，就不易對公司的發展有太大的影響。

有受今次事件影響的公司創辦人說，他們從來沒有理會外來風險和政治風險，只是想可以做一些有快回報的生意。同時他們也問了一個問題：理解經濟周期會有高低，但卻一直以為香港是沒有政治風險的。為何突然要承擔政治風險呢？

社會運動以往對香港人來說可能有點陌生，但全球各地都一直不斷發生。香港的政治問題也從未間斷，只是政治問題不斷嘗試以經濟方法去解決，但實際上並沒有解決，最終一發不可收拾。只要有人和政府的地方，政治風險都必然存在，只是在不同國家地區的制度下，政治風險以不同形式出現而已。已經上了軌道的公司，即使面對政治風險，也可以因為本身已經將風險分散，或有足夠的儲備去應對，而較易度過。但初創科技公司面對相同情況，可能會不堪一擊。

從積極的態度去想，這次的經歷，對於很多初創科技公司創辦人也是一種鍛煉。除美國外，以色列是全球公認的初創科技公司大國，人口僅比香港多一點、約850萬，卻可以育成了超過6000間初創科技公司。這個成績，除了因為以色列的政策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以色列人從小開始的歷練。以色列初創科技公司創辦人所面對的不止是政治風險，更是生存風險。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其實是很難想像當工程師努力編寫程式時，會突然有空襲警報，若不即時走去防空洞躲避，很可能會有導彈在身邊爆炸。正是這種危機意識，以色列的初創科技公司很多都會以國際市場為目標，面對市民大眾及研發自家產品，因即使有政治風險和生存風險，都可以確保公司能夠繼續營運。這些都是香港初創科技公司創辦人需要學習的。

無論是初創科技公司創辦人，又或大型企業的專業管理人，這數月都會不斷問社會運動可以怎樣完結，又或是何時完結。在社會運動開始不久的時候，當筆者回答這情況會變成一種常態時，大部分朋友都很難接受這個答案。但到了今天，大家都會明白到筆者所說常態的意思，現在才是真實正常的世界。與其不斷幻想可以生活在沒有政治風險的世界，即使政治問題不肯以政治方法解決，我們還是應該學習積極面對，改變自己的慣性思維，每一步都作出正確的選擇。

最後，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已經開始接受報名，資訊科技初創企業獎會由香港無線科技商會主辦。如果讀者是初創科技公司創辦人，有興趣參加比賽，讓更多人認識讀者的初創科技公司，可以瀏覽網頁https://www.ictstartup.org。

社會運動下辦公室管理學

容志偉

2019年8月17日 信報 經管錦言 B8版

商業與政治從來分不開，或許部分香港人習慣了吃政治免費午餐，老闆們通常都會說：「我不會弄政治，也是中立的，請不要找我麻煩，也不要跟我談政治。」

在當下的香港形勢，很多老闆突然發現，除了在社交媒體沒完沒了的資訊分享外，政治更出現在自己辦公室的每一個角落，無論是同事間的交流甚至辯論，又或是有個別同事身上突然多了一些傷痕。即使過去2個月的工作上，團隊仍然能交出成績，但老闆們都會想到，幸福不會是必然的。

不久前，有位資訊科技中小企老闆向包括筆者在內的友好請教，怎樣解決一件於其辦公室內發生的人事管理事件。那位老闆的公司有位年輕軟件工程師，於元朗事件發生當晚，剛好和家人在元朗吃飯。他們在離開元朗時受到襲擊，幸好只受輕傷，但由於家人受驚，工程師便希望於事發後翌日請假，陪伴家人。請假時，老闆並不在公司，人事部主管基於規定，不是病假，事假又不是預早申請，也沒有家人入院證明，便不批准。工程師的反應是即時補一個月薪金辭職，更嚴重的是，該工程師同隊的另外兩位工程師知道事情後，也即時補一個月薪金辭職。

讀者可能會估計，這事情發生的原因有很多，例如不夠全面的人事管理政策，老闆跟人事部缺乏溝通，甚至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問題等。不容否認的直接原因是社會的政治事件，以及老闆各管理層並不理解年輕人的思維，遂作出不適當的管理行為。

在香港，無論是身經百戰的專業管理人，還是對商業策略案例的應用瞭如指掌的頂級商學院MBA畢業生，大部分都缺乏在社會運動和政治事件發生時的商業管理訓練和經驗。上述個案相信不是個別例子。老闆跟管理層在這些社會局面下應該怎樣處理？

商業理念不等同政治立場

首先，無論對社會事件有什麼看法，也不要強加於同事身上。即使在日常一言一行上，也不要像在暗地施壓，因為可能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即使員工在老闆發表看法時沒有反應，但會把感覺藏在心底。到員工遞交辭職信時，恐怕為時已晚。如果員工知道自己的看法跟老闆不同，其實也不輕易顯露出來。

有老闆便問，自己是老闆，為何自己的看法在自己的辦公室也不可以表達？這都是不少中小企老闆的心聲，也可以說是盲點。公司聘請及支薪給同事，同事的職責包括支持老闆的商業理念，卻並不包括支持老闆的政治立場。強行施壓，只會令同事情緒受到困擾，工作效率必然下降。

另外，如果在日常情況下，管理層發現同事的情緒受到困擾，正常都會嘗試了解及幫助。不幸地，在社會運動和政治事件發生時，不少管理層以至老闆卻一反常態，沒有幫助，反而責怪同事。

即使同事沒有親身參與社會運動和政治事件，從不同渠道傳來無間斷的資訊，也會導致同事情緒受到不同程度的困擾。無論對事件有任何看法，這也是人之常情。管理層以至老闆只須用日常情況下的管理方法，讓同事被情緒困擾的程度減至最低，以同理心蓋過政治立場，一切也會好辦。

上述兩點看似簡單，但能否執行，要看管理層和老闆的情緒智商。再想深一層，這些問題能否在源頭上便解決呢？即公司所聘請的管理層和同事都是跟老闆的政治立場一樣的呢？這是筆者跟其他老闆友好曾經熱烈討論的一個重點。其實答案顯而易見，即使在面試時應徵者能夠提供老闆想要的答案，但有辦法確認嗎？政治立場也可以隨時間大幅改變，當初回答的答案又可以作準嗎？

高位者放下身段與下屬溝通

另外，以這次社會運動為例，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較早前的民調，很大部分年輕和較高學歷的市民都對某個立場有強烈看法。從現實執行角度來看，要是老闆持有相反立場的話，是否可以完全不聘用年輕和高學歷的人呢？
很多老闆都說，自己對管理年輕人完全沒有問題，但這次事件是對老闆們一個嚴峻的考驗。離開工作崗位後，老闆和員工都是一個市民。如果老闆和管理層能夠放下身段，真心聆聽和認真思考年輕人的看法，很多事情其實也不難解決。大家願意一試嗎？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香港人加油！

人工智能的道德

容志偉

2019年4月13日 信報 經管錦言 B8版

上星期和兩位資訊科技巨企的科技總監及一位大學法律學院教授，為有關人工智能和道德的研討會作演講嘉賓。

人工智能發展一日千里，很多不同工作崗位，特別是要處理海量數據的位置，都開始由人工智能擔任。現在很多人工智能的應用仍然停留在數據分析、分類和總結，但也有人工智能已用來代人類作出選擇和決定。雖然人工智能提供極高的執行效率，但仍要面對一些人類擔任同樣崗位的道德選擇。人工智能會否以人類的道德標準來作決定呢？

道德問題的經典例子是「電車問題」（Trolley problem），即一輛煞車功能壞了的有軌電車，快將撞上路軌上的5個工人，而你有一個按鈕可以把電車轉往只有一個工人的後備路軌，你會怎樣選擇呢？如果操控按鈕的不是人類而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又會怎樣選擇呢？

人工智能所學習的知識，無論是硬知識還是軟知識，都是人類所教。工程師設定人工智能架構後，便會提供訓練數據給人工智能學習。當然人工智能有機會很快便能夠自行找知識學習，但最初段所學習的知識，還是由人類所選擇的。

開發者難免存偏見

那人工智能學的知識是否中立呢？工程師和訓練數據的提供者，會否有意或無意下，灌輸了自己的道德價值觀和喜好給人工智能呢？如果沒有任何規則或開發標準，這是必然的。問題有算法偏見（Algorithm Bias）和數據偏見（Data Bias）。

算法偏見是人工智能在理解數據和應用時未能真正中立。現時的人工智能，仍然未能夠無中生有、舉一反三，因此工程師在設定人工智能架構和規則時，很多時已經明確指定了對於數據的基本反應。

自動駕駛人工智能便是其中一個例子。工程師在設定架構和規則時，基於自身經驗，認為若車輛發生交通意外，應該先要保護控制員位置，於是便定下了這規則（未來的真自動駕駛應該是沒有控制員的）。即使人工智能在訓練時學懂了這不是必然，但基於這算法偏見，應用時仍要遵守這規則。為何這條規則不是必然呢？因為在交通意外發生時，有機會是由於不先保護控制員位置，而可以讓控制員和乘客存活，只是全部受傷；如果先要保護控制員位置的話，就有機會導致控制員沒有受傷，但乘客會死亡。

數據偏見是，即使人工智能架構已經能夠中立，但由於用於訓練人工智能的數據本身有偏見，而導致人工智能在應用時也有偏見。例如翻譯用人工智能，如果訓練人工智能數據的翻譯句子，大部分醫生是男性，大部分護士是女性，人工智能很可能在翻譯時，會自動把醫生有關的句子用「He」，以及把護士有關的句子用「She」。

人工智能偏見，也可能作出違反了人類道德標準的判斷和決定。如果人工智能的應用在社會上受歡迎，更可能影響整個社會的道德價值觀。對於已經研究和開發人工智能多年的工程師來說，這些偏見問題並不陌生，對訓練數據是否中立也有相當的敏感度，有些更接受了法律道德的訓練。

工程師須加強教育

這幾年間人工智能發展迅速，數間資訊科技巨企更提供平台，讓更多工程師快速開發人工智能的應用，但很多剛開始認識人工智能的工程師卻沒有意識到道德問題。資訊科技巨企如Microsoft及IBM等，都設有人工智能道德委員會，以確保所開發的人工智能不會違反人類道德標準。筆者相信，如果有天人工智能闖出大禍的話，很可能是因為一些中小企沒有意識到道德問題，甚至不理會道德而開發的。那又會否有中小企老闆或工程師刻意開發會作出違反道德標準的人工智能呢？配備在帶有武器的無人機上，能自動搜尋人類並攻擊的人工智能，便是例子。

法律追不上科技，這差不多是每一代革新科技商用化都會發生的事。但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破壞是深遠而快速，社會是否只能讓商界自行約束，加強工程師的教育，便別無他法呢？沒有人希望科幻電影中人工智能控制人類的情節發生，但以人工智能現在發展的速度來說，並不是沒有可能。這是社會值得深思的。

從60秒電梯募投賽觀人工智能

容志偉

2018年11月10日 信報 經管錦言 B8版

如果讀者從網站訂購了產品，它從生產地被運上飛機後，飛機毋須降落機場、經貨物處理站、貨車及速遞員送到讀者家中，而是透過一個全新人工智能系統，直接從飛機空投到讀者家門或一個指定地點，令運送時間及費用大幅降低，是否更方便快捷呢？很多人每天外出時都會花不少時間選擇衣着，假如有一個人工智能軟件，可透過分析容貌來辨別用家情緒和配合個人日程表，提供每天衣着配搭建議，我們又會否消去不少煩惱呢？

上述兩個看似天馬行空的產品和概念，都是剛剛在天際100舉行、科學園主辦的「電梯募投比賽2018」之獲獎作品。電梯募投比賽要求參賽者用60秒時間，即電梯由地面去到100層所需時間，在電梯內向評判說明參賽構思，勝負就決定在一分鐘內。

用60秒去說明一個對方全無認知的科研概念，會有多困難呢？即使具相當銷售經驗的朋友，都未必可輕易做到，因為簡化一個複雜概念為普通人都明白的字句並不容易。除簡化概念外，更須在開始演說的第一或第二句，便能提起聆聽者的興趣，否則聽到中段才感興趣，或已錯過了很多重要的資訊，再聽下去也無法理解。

現時，人工智能已是日常可接觸的產品和服務，在這個比賽的5個分組中，也有其中一組為人工智能及機械人技術。這個組別共有16隊進入最後100強的決賽。若說用60秒說明一個對方全無認知的概念非常困難，人工智能又是否可幫忙呢？例如造一個擅長60秒演說的人工智能機械人去參賽又可不可以呢？甚至參賽的產品和概念便是這個機械人本身又是否可行呢？

感情交流成致命弱點

不過，人工智能仍有致命弱點。現供商業應用的人工智能，都是以分析環境事物或人類反應為主，例如處理人類言語及分析其意思的人工智能，又或處理圖像和影片來辨識人類或物件的人工智能。它們的共通點是經過運用大量數據的訓練後，為用家判斷一些事情及提供處理後的結論，但暫時沒有一個人工智能像人類般演繹經處理後的結論。

筆者從事有關音樂和聽覺的人工智能研發多年，其中一條經常遇到的問題是：「人工智能會否取代音樂家？」筆者往往反問：「你會否購買門票欣賞機械人彈奏鋼琴呢？」答案明顯是不會。聽眾欣賞的除了樂曲，更想欣賞真人的感情演繹。即使是同一首樂曲，不同音樂家都可以帶給聽眾不同感受。

同樣，人工智能無法取代創業家演說，因投資者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們所下決定除基於創業家能否解決痛點等資料外，更建基於創業家本人。投資者判斷這個真人，很可能是觀察他言辭之外的其他訊息，例如身體語言等。由於人工智能普及，很多家長都開始擔心子女的將來，故開始想讓子女學習什麼其他技能。人工智能不能作出感情演繹和溝通的弱點，正正是下一代最需要的技能。

即使是最專業的工作，例如律師、會計師、醫生、專業教練、記者等，因為只須有充足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便可勝任，人工智能總有一天可完全取代。但當工作牽涉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信任的建立甚至感情交流，人工智能就不能輕易取代。創業家演說和音樂家演奏均是最佳例子。

前文所述的那個人工智能選衣着軟件，其實是電梯募投比賽一個新增的小朋友組別得獎作品。該組別的所有參賽者都是10歲左右的兒童，其演說技巧跟全場冠軍飛機直接空投貨物系統的代表當然有一段距離，但這種經驗和閱歷對於小孩將來的發展肯定有很大幫助。即使將來人工智能取代了大部分的工作，他們仍有很大機會立於不敗之地。

在香港，這種比賽機會不常有，無論讀者希望孩子年紀小小便能有親身向投資者演說的機會，又或讀者本身欲嘗試科技創業，都不妨留意下年的比賽啊！

真初創需要真支援

容志偉

2018年3月10日 信報 經管錦言 B11版

近年香港愈來愈多人嘗試搞初創企業。惟筆者近幾個月來跟不同商界人士討論香港的初創企業時，不少人對所謂的「初創企業」都有很多疑問。在部分已經有相當營商經驗和白手興家的老闆心中，對有這麼多政策支援初創企業，都感到不是味兒。

一些中小企老闆都不約而同地問了兩個問題：

1. 為何要支援初創企業？

2. 初創企業需要什麼支援？

有些傳統中小企老闆也明白初創科技公司面對的困難，對初創企業所需的支援表示理解。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指出，不少自稱「初創」的公司，和自己那盤中小企生意根本沒有分別，談不上國際市場推廣和科技研發，不明白為何要幫助這些企業。這才是香港初創企業界的深層次問題。

初創企業的定義是，透過研發新科技，將某個行業領域變天，更改全球市場的遊戲規則。然而，初創企業的概念在香港就變了質。「做生意創業」和「初創企業創業」是兩個不同概念，但來到香港卻變成同一概念。舉個例子：朋友說創辦了一間初創企業，其實是一間應用了網上收費的港式茶餐廳。應用新科技不是科技研發，這間茶餐廳根本說不上是初創企業。

香港有很多新創辦的公司，明明只是一盤中小企生意，卻硬說自己是初創企業，因而導致不少人對初創企業產生誤解。即使社會普遍願意支持真正的初創企業衝出香港，但往往因為這些掛着「初創」招牌，企圖魚目混珠的小生意，使不少有心人遲疑。若只是創辦一盤生意，請自行創業資金，白手興家，這是很多代人都能做到的。

真正的初創企業所面對的營商環境，跟傳統中小企所面對的截然不同。先說產品方面。就算一間初創企業能夠開發一件不錯的產品，當有一定數量的客人願意付費購買時，即使產品未盡完善，都會即時吸引來自全球的競爭。就算不是來自國際大企業，也難免會有其他國家的初創企業來挑戰。

面對全球的競爭，初創企業能否在起步階段築起基本的「護城河」（即抵擋其他企業開發相同產品、直接抄襲或用另一方法侵佔市場空間及技術，例如專利科技、與該界別主要持份者的獨家合作關係等）當然相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護城河能否延續下去。

初創企業最可行的應對策略主要是足夠的國際市場推廣，以及持續的科技研發。

着重國際市場推廣

如果有足夠的國際市場推廣，別國的初創企業即使只想開發相同產品再將其本地化，也要考慮當中的風險。如果其他國家的本土企業在本地成功推出相同產品且開始壯大，香港的初創企業之後就很難反攻該國家，更嚴重的是，還會被其他國家的後來者威脅。成功的國際市場推廣不單可能嚇退競爭，還可以讓初創企業的產品在其他地區銷售來增加收入。但國際市場推廣所需資源亦相當驚人，要做到的不只是認識夥伴，又或是在展覽會中增加曝光那麼簡單，而是真真正正地能落地生根。初創企業很多時根本沒有人才和資源去執行。

另一方面，持續技研發更加重要。即使初創企業能夠推出成功產品，但科技日新月異，企業必須繼續科技研發，否則很快便會被人追上，或被其他科技淘汰。但很多時初創企業的創辦人，資金在第一輪科技研發時已經差不多用完，天使投資者的出現雖可以幫忙，但卻未必能完全解決這個問題。

若初創企業仍然在A或B輪投資者出現之前的階段，通常都沒有足夠資源去同時執行國際市場推廣和持續科技研發這兩個策略，甚至執行其一也有點吃力。因此初創企業的確是需要支援的。

初創企業雖可申請政府的基金，但這只是杯水車薪，很難與其他國家地區的初創企業競爭。就算有好的開始，最後都變成了其他國家地區收購的對象。雖然從財務回報角度看，被收購已是很不錯的結局，但始終沒有一間從香港開始及由香港人創辦，而在最終上市時仍由創辦人控制的星級初創企業出現。

香港的初創企業面對不少先天不利環境，例如自身市場細，沒有足夠科研人才等。因此初創企業必須有足夠及到位的支援，才能渡過A或B輪投資者出現之前的最艱難階段，茁壯成長。但筆者相信，只要真正初創企業得到足夠的支援，總有一天可以打造出街知巷聞星級初創企業，在上市時向全世界說，香港的初創企業也能衝出國際！

首置上車盤須防好事變壞事

容志偉

2017年9月30日 信報 經管錦言 B10版

住屋問題過去幾年成為香港人最重視的議題。當政府透露首置上車盤（下稱首置盤）計劃的構想後，瞬間讓很多人對置業充滿希望，但當中的細節很大可能引起不同階層市民（特別是年輕人）爭議和分裂的導火線，最後好事變壞事。

筆者前陣子再跟一批10年前大學畢業的Mentee見面。畢業10年，每個人走過的路不盡相同，聚會開始時，各人還閒話家常，談笑風生，但同學們基於自身的經歷，很快便對一些社會問題針鋒相對，最後聚焦的是住屋問題，特別是首置盤。

席間上有四種不同的看法，筆者以同學ABCD各為代表。這4位同學的共同之處都不是富二代，自己要支付部分的大學學費，有的是靠助學金/獎學金，也有靠下課後兼職幫補。

轉售限制惹爭論

A是最早購買私樓的一位，付足三成首期，購買了傳統屋苑的中小型單位；B不久前購買了私樓，用盡九成按揭，購買了新盤的蚊型單位；C想置業但仍努力中，因為他怎樣也儲不夠首期；D則有點兒放棄的心態。4位同學都說首置盤是好事，方向正確，應該能解決部分市民的住屋問題；但談論細節時，特別是轉售限制方面，爭議便一觸即發。

爭論最激烈的是B和C，涉及有關轉售時業主會否有機會獲利。C認為既然政府是幫助市民上車，那麼就應該讓首置盤業主能夠獲取首置盤的升值空間，　以便首置盤業主有足夠資金轉買私樓，只要有升值空間，即使有一段禁售期是可以接受的。D對這點沒有太大意見，因為他原本已經有點放棄置業，但現在可以有首置盤，已經心滿意足，升值與否不太重要。

B卻有相反的論點。他認為他努力工作，更努力儲蓄，放棄了很多享樂和私人時間，才可以剛剛好上車，即使所擁有的單位非常小型，但總算憑努力踏入私樓的置業階梯，可以享受資產升值空間，多年來的辛苦也是值得的；但如果現在首置盤業主毋須付出同樣的力度來儲蓄，便可以有同樣資產升值的機會，以及由政府來降低風險，那麼，這群剛剛上車的蚊型單位年輕業主便要問：為何要辛苦這麼多年呢？

最後，A也支持B的意見，但態度卻沒有這麼強烈，這是因為他一早已經有辦法進入置業階梯，迅速爬升，首置盤轉售限制對他來說，已經不重要。

至於首置盤的售價，所有同學都認為要愈低愈好，可以讓一般打工仔上車，但A和B都認為「愈低愈好」的條件是首置盤必須沒有升值獲利空間。

爭論到最後通常都沒有結論，筆者為讓各人有下台階，沒有發表太多意見，聚會結束後，同學們都私下問筆者的看法。筆者只回答了兩點：公平和價值。

現實人生不是勤力做對事就必有獎勵，做錯事也有可能僥幸避過懲罰，但公平是，勤力做對事的人不應受到懲罰。

政府有責任讓所有市民安居，但絕無責任也不應保證市民投資獲利。首置盤的價值是安居，而不是投資，以公平和價值的角度來看，首置盤的政策設計應該是業主任何時候要轉售首置盤，只可以原價賣回給政府，不可計算通脹和利息，要做到零升值獲利空間，以達致公平的原則和只有安居的目的。

鼓勵更多創富方法

首置盤應分兩級，小型單位和中型單位。如果小型單位首置盤的業主因家庭原因，需要大一點的房屋來居住，可以按原價將小型單位首置盤賣回給政府，再向政府買中型單位首置盤；同樣地，中型單位首置盤也只可以原價賣回給政府。首置盤的售價，除了要是一個中產打工仔毋須再不吃不喝十多年才可以支付的價格外，更應是一個讓私人發展商再沒有足夠誘因去興建蚊型單位的價格。

透過這個政策，首置盤業主有更大的動力去開源和儲蓄，以轉換到私樓的置業階梯，因為只要有通脹，零升值獲利空間的首置盤其實是不斷貶值，業主有誘因以最快方法賣回給政府。同時，因為業主有首置盤在手，所面對的風險比私樓業主低，可以更專心去開源，無論是更努力工作或創業，都可能有更好效果。

這個政策設計更能帶出一個清晰的訊息，去改變香港人一個根深柢固的思想：買樓等升值已不再是創富的最佳方法，香港應該有更多元的創富方法。

只是一批三十出頭的年輕人都有那麼多不同想法，政府是否能夠聽到和接納眾多市民的聲音呢？會否將好事變成壞事呢？小市民不妨拭目以待。

如果你身邊的人工智能中毒

容志偉

2017年8月5日 信報 經管錦言 B9版

Facebook一個人工智能實驗，只是因為工程師設定不理想，導致兩個人工智能用了一些不合人類說話語法的句子來溝通，而工程師也因此暫停實驗。一件在行內很正常的事情，卻有媒體說成智能叛變，更包裝為人工智能最終會消滅人類等等的假新聞，希望藉讀者對人工智能的有限認知和恐懼來吸引眼球。

這種誇大的新聞很快便會被人淡忘。但如果這次錯誤是工程師故意加入人工智能的設定，讓人工智能做出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問題就不是這麼簡單了。筆者在公司開發音樂教育用的人工智能時也有個類似的經歷。

筆者嘗試將人工智能改良時，在演算法程式碼中鍵入了一個錯誤的符號。人工智能重新運行及學習後，起初是很正常運作。但運行了一段時間後，筆者發現有點不對勁。人工智能表面上仍是在學習和回應，但人工智能的回應中隱藏了一些錯誤的觀念。而這些錯誤只有真正認識教學法的專業人士才能發現。筆者最後能找到問題所在及加以修正，但也要將人工智能學到的數據全部清除，讓人工智能重新學習。而正式推出市場的版本已沒有這些問題。

聊天機械人可引發災難

但如果筆者是立心不良的工程師，故意在人工智能中植入一些錯誤的設定，又或黑客透過網絡病毒更改了人工智能的設定，讓一些錯誤的觀念透過人工智能散播出去，那麼便是一件大事了。可能讀者會說，這是否太誇張，甚至只是科幻電影的情節呢？筆者認為，這可能很快會甚至已經在我們的身邊發生。其中一個例子是聊天機械人（Chatbot）。

聊天機械人是其中一種人工智能應用。不少公司都引入聊天機械人來為公司去解答客人的問題，又或為客人作出建議，其中一種是用於金融行業為客人提供投資建議的聊天機械人。

正常的聊天機械人會根據客人的數據和要求，作出投資建議，就如真人投資顧問一樣。但假如工程師在設計和設定投資建議聊天機械人時加入了隱藏指令，讓機械人看似是為客人提供最好的投資建議，但投資建議其實是讓客人輸掉所有投資，又或其實是使客人投向對手的話，這便很危險了。採用了聊天機械人的金融機構可能要花很長時間才能發現問題，到時所造成的損害或已經難以彌補。

這種情況等於在沒有人工智能的時代，對手收買了公司的員工，但現在只是更改了人工智能的設定，便可以更容易達到相同目的。

再進一步來說，如果一些極端主義組織透過修改人工智能，在不同渠道用潛而默化的方式，去宣揚一些極端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話，地球便會變為更危險。

或導致人類走向滅亡

開發人工智能有很大的商機，但怎樣保護人工智能的需求將會是更大商機。現在的電腦病毒破壞，最多也只是破壞軟件、資料甚至硬件（例如美國透過電腦病毒去破壞敵人的核設施）。即使是幾個月前發生的大規模電腦病毒事件，在未發生前已經知道會發生，而發生時不消數天便被解決了。雖然是有損失，但禍害都有限。

不過，如果中毒的是人工智能，可能很長時間都沒有被發現。同時造成的破壞也可能沒有限制，甚至毒害的是人類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如果惡意修改人工智能的是一個國家級機構，結果恐怕是一場更加沒有硝煙的戰爭。

筆者相信，保護人工智能很快便會成為下一個最有商機的科研項目。

Tesla創辦人馬斯克認為發展人工智能形同召喚魔鬼，導致人類滅亡。筆者也認為這可能會發生，但這要在現有的「弱人工智能科技」（即只能應用在專門某一範疇的人工智能）進化到「強人工智能科技」（即能做到一個成年人的所有思考活動）後，才有機會發生，而這個進化還需要一段不短的時間。不過在這發生之前，如果沒有人有能力去保護人工智能，人類很可能已經毋須等到像《未來戰士》式電影橋段裏會將人類滅亡的強人工智能出現，便已經因為人類惡意修改人工智能而走向滅亡。

MP3專利到終結 香港創科何處去

容志偉

2017年6月10日 信報 經管錦言 B11版

MP3是多個世代的集體回憶，一部MP3播放器曾經是時代尖端的標誌。MP3格式作為全球第一個數碼音樂壓縮標準，也是讓音樂從實體世界走到網絡世界的最重要科技。

筆者作為香港極少數的數碼音樂訊號處理科研人員，看着MP3由實驗室走到商業應用，由全球都在使用MP3格式到音樂格式百花齊放。這20年的MP3故事，對香港的創新科技業極具參考價值。其相關的事情，可讓我們從社會媒體文化、科研文化和商業文化中，看到為何香港的創新科技業會迷失。

由於MP3的普及性，很多媒體都報道其相關專利在2017年終結。但幾個香港主流媒體都不是說MP3的20年專利終結，擁有其專利權的機構不能再收費授權，以後可免費使用，而是寫有關機構宣布取消有關MP3的專利，使行業不再支援MP3格式。

任何對專利權有基本認識的人，都會知道這種報道是錯誤的。專利終結跟取消專利絕對是兩回事，專利終結是被迫不能授權，而不是可以授權但只是不再授權。相關機構會有錢不收嗎？

再者，專利終結不等於MP3格式的終結。相反，即使MP3格式在音質上少許不及其他仍然受專利保護的格式，但因為現在不再需要付專利授權費，而MP3格式又非常普及，因此未來的軟硬件都會繼續支援MP3格式。

對創新科技認識不足

專利權是一種知識產權，是創新科技中最重要的商業組成部分。沒有了知識產權的保護，根本沒有機構會作出重大的創新科技投資。媒體連知識產權的基本資料都出錯，也不了解創新科技背後的實際情況下，便刊登錯漏百出的報道。媒體其實有多認識和尊重創新科技呢？有怎樣的社會文化，便會有怎樣的媒體。媒體的報道某程度反映了香港社會不太認識和尊重創新科技。香港的創新科技又怎能在這種社會文化下發展呢？

另外，科研文化也是創新科技發展的重要因素。MP3是一種數碼音樂壓縮標準，而其專利是一種軟件專利。有公司機構願意投資MP3的研發，是因為相關的軟件專利可以得到可觀的商業回報。但在香港的資訊科技界，軟件專利很少得到重視，有不少軟件公司及開發人員非常抗拒，甚至反對軟件專利，認為軟件專利對他們的工作以致整個行業不利。跟他們討論時，不少會說出似是而非的論點，或搬出一些知名大學教授的說話來辯證。香港的科研文化抗拒軟件專利，其實也直接令香港的創新科技無法向前走。

軟件專利是一種推進創新科技的催化劑。以MP3為例，如果開發人員不創新，在開發應用軟件時又要使用MP3格式，當然只可以透過繳交專利授權費來解決問題。但為何開發人員不研究另一種能夠避開MP3相關專利的格式？實際上在MP3格式成為第一個全球標準後，還有別的數碼音樂壓縮標準，例如AAC，FLAC等。商業社會從來都沒有免費午餐，與其盼望人家可以免費公開軟件原程式碼又或反對軟件專利，我們是不是更應改變香港的科研文化呢？

然而，讓香港創新科技走到不知哪裏去的最深層原因，是香港的商業文化。在MP3相關專利仍然有效時，任何支援MP3格式軟件或硬件的品牌、零件及產品製造商，都要向擁有其專利權的機構繳交專利授權費。無論是軟件或硬件，計算方法是逐件出廠產品計，收費由0.75至5美元一件不等。如果MP3格式應用在串流音樂又或遊戲軟件，收費則另計。

單單收取專利授權費，公司機構便可以持續了20年，每年收到數以十億的收入。而當年所投入的科研費用，相對而言只是九牛一毛。但在香港，又有多少個商人會看重這類商業模式和價值呢？

政府應擔當推動角色

造成這種文化的最重要原因是在香港的商業社會中，創新科技從來都不被認為是主角。以資訊科技為例，資訊科技被定性為支援角色，是公司機構中不起眼角色，即使是以資訊科技為主業的公司機構，大部分都只是接項目工作，為其他公司機構開發軟件和系統。久而久之，整個商業文化都會忽略了創新科技的真正價值，因而導致創新科技走到不知哪裏去。

媒體文化、科研文化和商業文化這三種文化，環環相扣。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變並不容易。最重要的一步應該是由政府開始，例如政府的資訊科技項目是否一定要價低者得？政府能否成為香港公司機構自主知識產權創新科技的第一位客人，從而協助將該創新科技成為世界標準呢？

創新科技的終極目標是要成為世界標準，知易行難，盼望有一天我們會聽到有一些世界標準，是由香港公司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創新科技演變出來。

發牌條件窒礙 不鬆綁難創新

容志偉

2017年4月1日 信報 經管錦言 B11版

在香港搞商業上的創新，很多時都會碰壁。不是生意模式問題，也不是市場需求問題，而是政府的牌照問題。為保障市民利益，在發牌條件中加入些要求是必須的，但因為害怕新事物而把一些不必要、甚至會導致新事物不能生存的要求加入發牌條件，只會窒礙創新。

美食車和數碼聲音廣播都是新事物，需要政府牌照才可以營運，但都很快會消失。美食車是一個很好的構思，它實質是流動食物外賣車，但為何牌照硬要規定在指定的地方才可以營運呢？已獲發牌的美食車只有16輛，即使它們泊在不固定的位置，對環境、交通等有多大影響呢？再者，生意是流動的，今天某一個位置可以為美食車帶來不錯的生意，明天卻可能一宗生意也做不成。由不熟悉商業營運的政府選出指定地方，便導致有美食車東主看見同業情況後，未開業便退回牌照離場。

勿僅保護既得利益者

香港在2011年發出首批數碼聲音廣播牌照。雖然數碼聲音廣播是上世紀發明的科技，但對香港來說也是新事物。營運商毋須付任何牌照費，但必須接受一個條件：政府對停止傳統AM/FM模擬聲音廣播沒有時間表。

以香港的人口，其實容不了數碼和模擬聲音廣播同時存在。即使沒有停止模擬聲音廣播的時間表，營運商仍願意嘗試新事物。但營運了6年，最後一個營運商近來也交回了牌照，政府亦剛宣布香港會全面取消數碼聲音廣播。有分析指停止數碼聲音廣播是大勢所趨，但試想想，如果政府在發牌時已經定下停止模擬聲音廣播的時間表，數碼聲音廣播必有很大機會生存，外國也有成功例子。例如挪威於今年年初便宣布全面取消模擬聲音廣播，全國只會有數碼聲音廣播。

從以上例子來看，即使有心創新，政府的發牌條件卻會直接導致失敗。另一方面，政府更透過保護既得利益者來阻止創新事物的出現。

當全球不同國家都要求公共交通服務營運要將其服務數據，如巴士班次數據，公開給公眾免費使用時，政府剛剛和九巴續約10年專營權時，沒有加入此要求。沒有這些數據，很多資訊科技公司構思開發一些創新應用程式也做不了。

九巴說不開放的原因是這些數據有商業價值，因此不會公開。但這些公共事業服務數據根本不是屬於公司，也不是屬於政府，而是屬於社會的。開放數據是全球大勢所趨，也是推動創新的其中一個重要動力。當政府發牌照給既得利益者時，沒有要求開放數據，既得利益者當然不會開放。

另一個例子是的士牌照。當不少國家地區都推出新類型牌照來使UBER及同類創新形式的應用程式能夠合法經營時，香港除了全面封殺UBER外，更在傳統的士牌照外推出優質的士牌照，以表示回應社會要求。而這種優質的士牌照，並不是個別司機可以申請，必須是車隊才有能力申請。

不應考慮投資者風險

無論優質的士有多好，都取代不了UBER類的創新模式，而政府是要封殺UBER類型的創新。為何呢？政府的回覆也很直接：影響持的士牌市民。以上4個例子說明了政府透過發牌，來減少社會的創新意欲。

另外，政府也對投資者持有雙重標準。為何九巴及的士牌照的投資者不用為自己的投資風險負責呢？如果投資者已經預示創新事情會影響九巴及的士牌照的商業價值，應該要做的是賣掉九巴股票和的士牌照。哪有投資永遠只賺不賠？

如果政府真的希望社會創新，筆者認為任何牌照政策都應該以以下3點為目的：首先，對於創新事物，發牌時應給予較大空間。創新事物在開展初期必會有一批不願改變的人阻礙其發展。無論阻礙的原因是影響了既得利益，又或只是不想改變，政府的政策應是幫助創新事物除去這些阻礙。

另外，對於現有產業，如果其成功是基於政府的牌照政策保護，那麼在續牌的時候必須減少壟斷空間。如果那牌照並不需要續期，政府應該盡力增加其市場競爭性，例如不斷檢討牌照的需求來增發新牌，減低牌照炒賣價值。

最後，政府的發牌政策不應考慮投資者的風險。在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美國康奈爾大學等機構，每年發表的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香港的排名已經由2011年的全球第4位，輾轉下跌到2016年的第14位。如果政府不改變透過牌照來懲罰創新者，和獎勵既得利益者的話，即使社會再談多少創新，一切其實都是徒勞無功。

音樂不可能是免費午餐

容志偉

2016年12月24日 信報 經管錦言 B11版

除了不同的裝飾，不論是商場演唱或合唱團唱聖詩，聖誕歌都讓我們感受到聖誕氣氛和歡樂。有人認為香港是文化沙漠，但音樂卻是香港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商業層面，音樂更是重要部分。試想想，一間餐廳有現場音樂演奏，讓顧客在樂聲中品嘗美食，氣氛是多麼浪漫！在商業酒會，音樂家現場表演，客人就能在更輕鬆的環境下傾談。音樂還可帶來實質價值，輕鬆氣氛下傾談業務，有可能獲得更佳回報，又或使對方「心情靚」購買更多產品。

音樂家為社會和商界貢獻不少，但不少人仍認為音樂演出該是免費的。讀者可能不太相信，在音樂圈內近期發生的兩件事，讓人反思。首先是一名頗為有名的音樂家，獲商業機構邀請於活動中演出，場地有地產商贊助，音樂家可自行選曲，商業機構提供器材，但音樂家沒有演出酬金；有關商業機構的解釋是因為音樂家可憑演出，獲取人際網絡及市場營銷支持作為回報。

以「直升機四重奏」拒無償演出

當然，該名音樂家沒有答應，只是由於商業機構提出會供應器材，音樂家也可自行選曲，於是音樂家乾脆問，可否演出由德國近代作曲家施托克豪森所創作的直升機四重奏（一首於1995年首演，需要四位音樂家在四架直升機上演出的弦樂四重奏），商業機構當然不會提供4架直升機，演出一事無疾而終。

另一個案是，一個在香港頗為活躍的合唱團獲邀在音樂會演出，並可獲得酬金。合唱團在答應演出後開始練習，音樂會亦圓滿結束，但合唱團一直沒有收足酬金；等待半年後，合唱團負責人正式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追討主辦機構欠款。

在被要求無償演出一事中，是音樂家故意留難， 還是商業機構只想人家做義工而遭到留難呢？合唱團演出後不能收足酬金，是合唱團的問題，還是主辦單位的問題？

筆者認為，最大的問題是，商業機構和某些單位根本沒有尊重音樂，也沒有尊重音樂家。可能在他們的眼中，任何專業的音樂演出都應該是免費的。有關事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若情況持續，經濟學上的「劣幣驅逐良幣」現象便會發生，即是有真材實料的音樂家不接受無償演出，結果苦無演出機會、不合要求的音樂家接受了無償演出，但質素參差，商業機構因不會太理會質素，形成惡性循環，香港整體音樂水準便會不斷下降。

更重要的是，這不只是音樂界的問題，而是整個香港能否成為真正的頂級國際城市的問題。真正的頂級國際城市，例如倫敦、紐約等，除了是國際人才集中地和擁有超高GDP外，都必是藝術之都，非常尊重音樂家，音樂家可以憑有質素的演出而毋須擔心生活，但即使香港有再高的GDP而沒有這些軟實力，所得的一切只是徒具虛名。

筆者認為，音樂家自己和政府可以改變有關情況。由於工作關係，筆者跟不少英國音樂家合作，除了慈善工作，英國的音樂家絕少會被要求無償工作，因為在英國有一個名為Incorporated Society of Musicians（簡稱ISM）的組織，這個組織每年都會提供參考報價給會員，音樂家都會按這個參考報價來決定是否接受工作；同時，正因為有參考報價，商業機構不會要求音樂家接受低於標準的報酬。

香港的音樂家可參考ISM的模式，成立一個類似的組織，當然，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做到ISM的效果，但只要現在開始，總有一天會成功。另外，要注意的是， 會否有音樂家不守規矩，無視對同業甚至整個香港的影響，去接受無償演出。

政府可將酬金透明化

政府方面可以推出一些政策配合，例如將酬金透明化，訂明某一酬金是市價的百分之幾。當然，我們毋須知道郎朗一場音樂會的出場價是多少，音樂家不需要規劃經濟，但將酬金透明化的好處是設下最低標準，讓商業機構更理解真實市場環境，音樂家也有依據去爭取合理報酬。

當我們在聖誕節時享受美妙音樂之際，無論是現場演奏或播放錄音，其實都有不少音樂家在默默耕耘，讓我們感受到節日的氣氛和歡樂，而所有的音樂都不可能是免費的午餐。謹祝各位有一個樂韻悠揚的快樂聖誕！

從黯然消魂飯看初創包裝

容志偉

2016年10月29日 信報 經管錦言 B14版

在科研和初創公司主要集中地科學園上班的朋友都會知道，每天可以選擇的餐廳食肆並不多。因此每次有新餐廳開張，又或者餐廳推出新菜式時，都會趨之若鶩。

其中一間科學園餐廳小店，於上月推出了一個普通的叉燒煎蛋飯。雖然味道和份量都很不錯，但起初的時候，沒有太多顧客下單。筆者跟餐廳東主提議將叉燒煎蛋飯，改名為「黯然消魂飯」，情況肯定會大大不同。果然，於上星期再問餐廳東主叉燒煎蛋飯的銷售情況時，發現原來改名後，銷售數量以倍數上升。

改錯名事倍功半

在這間小店旁幾幢大廈的不少初創公司，情況跟這間小店有類似的問題，有很好的創新科技產品，但不太起眼，無人問津。初創公司除了有貨真價實的產品和服務外，其實也要有好的包裝，一個合適的名字是必需的。

初創公司數年前只是少數人的嘗試，到現在已經變為一股熱潮。而讓初創公司成長的地方，除了數個集中地，如科學園外，共同工作空間 （Co-working Space）也如雨後春筍一般，使初創公司的數量大幅增加。但有多少間初創公司的名字能在快速轉變的社會中留下足印呢？

這幾年間，筆者曾指導不少初創公司，又或在不同的比賽中擔任評審時認識了一些初創公司。筆者發現有很多初創公司在踏出第一步時，已經出錯了──起錯了公司名字。從市場學的角度來看，一個易於上口、牢記和即時能理解公司業務的名字是必需的，特別是提供產品或服務予一般消費者的公司。

然而，很多初創公司的名字跟業務是沒有關係的，完全摸不着頭緒。筆者跟這些公司創辦人談論公司名字時，發現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為名字對創辦人有很重要的意義。如果那個名字好像黯然消魂飯一樣，是幾代人的記憶的話，即使跟業務沒有任何關係，也不會有問題。相反，如果公司名字只有創辦人能夠牢牢記着，其他人連名字怎樣發音也有問題的話，那麼公司在找客人時，多數會事倍功半。

除了公司名字外，公司的網址也是很重要的。在市場上，大部分能夠易記易打的網址都已經被買下，又或只能在二手市場購買。當然初創公司通常都沒有太多資源，但買下一個和公司名字一樣的網址仍是值得投資的，因為會帶給客人一個比較專業的印象，減少了對初創公司的戒心。

商標查冊減風險

近來有不少的初創公司，用了一些非.com結尾的網址作為公司網址，例如以.io結尾的網址。表面上公司節省了很多成本，但很多顧客，特別是一般消費者，會因為這個非.com網址，而覺得這間公司好像有一些不對勁，而需要更多時間去作出購買決定。因此表面上低成本的網址，實際上是非常昂貴的。

也有不少初創公司選擇了一個出色的名字和網址，但這並不足夠。有初創公司在營運了一段時間後，突然收到律師通知，被另一間公司控告，因為初創公司的名字，侵犯了他們的商標註冊。由於證據確鑿，初創公司惟有更改公司名字及登記另一個網址。讀者可以想像對於一間初創公司來說，這個過程是非常痛苦和艱巨的。

即使有出色的名字和網址，初創公司也要做商標查冊和註冊。由於商標註冊並不是全球性，因此如果初創公司將來會在其他國家地區營運，最好也要在那些目標國家地區註冊商標。這個問題也非初創公司的專利。我們也不時在媒體看到，有不少公司在其他國家地區，特別是在中國大陸，商標被其他當地公司惡意搶先登記而被控告，或要付上千萬計的金額才能買回商標或公司名字。

可能有讀者會認為公司名字、網址和商標都是一些簡單事情，但事實上很多本地初創公司都犯了這些錯誤，為已經很高風險的事情增加更多風險和難度。

俗語有云「唔打得都睇得」，這個對初創公司來說特別重要，若客人因為公司的名字和包裝不太好而導致對公司沒有信心，再好的科技和創意也沒有意思。更何況，很多初創公司其實並不是「唔打得」，而只是暫時「未打得」，有真材實料的初創公司總有一天可以打遍天下，就如貨真價實的黯然消魂飯一樣，幾代的香港人只要聽到這個菜式名字，都會即刻想買來試試。

最後溫馨提示，如有興趣了解初創公司或新科技，可下周到科學園參觀一年一度創新科技嘉年華。

從Pokémon GO看初創公司

容志偉

2016年7月30日 信報 經管錦言 B14版

當街上很多人捉小精靈時，用一將功成萬骨枯形容Pokémon GO的成功應該非常貼切。用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和定位追蹤來捕捉物件的遊戲很多年前已經存在，但如果以參與人數來看，Pokémon GO是前無古人。

通常一種新科技產品，得到很好的迴響或得到非常多的用戶使用後，香港便會有不少初創公司說我們會做XXX香港版，又或下一個XXX。例如，千禧科網年代時的網上通訊軟件（研發有新功能的ICQ），10年前的社交網站（要做Facebook第二），到近年的團購網站（我們的產品是Groupon亞洲版），共享經濟（我們是Uber XXX版），金融科技（你有Bitcoin，我也有XXX Coin）等等。相信很快會有初創公司說我們也是擴增實境專家，會做到下一個Pokémon GO。

香港不少科技公司的成功故事，無論是被其他公司收購或上市，都是財務回報上的成功。然而這些公司都是以幫助非科技公司完成項目，又或專注於B2B的公司。根據記錄，從來沒有香港本地的初創公司，能夠真正發展出新科技產品而成功。以上述說要做下一個XXX的公司，也從來無一成功。

為何香港的初創公司總會遇上玻璃天花，而無法成功呢？Pokémon GO的出現已經給了答案。首先，很多初創公司只是在另一些公司屢敗屢戰成功後，才去模仿該成功公司。雖說沒有太多創新可以完全無中生有，但在人家取得空前成功後才去模仿，是否太遲呢？要模仿，也要在該類型產品還未有取得空前成功前加入戰團，經歷當中的失敗，才有機會突圍而出，否則只有龐大資源的跨國公司有能力去模仿。若只是抄功課，跨國公司比沒有太多資源的初創公司的速度快很多。

內容難被模仿或抄襲

另外，無論科技、產品或平台等，都非常容易被他人模仿，又或用新的方法去破解，但內容卻很難短時間內被模仿或抄襲。很多初創公司其實都有能力在很短時間內開發一個擴增實境應用程式，又或定位追蹤的遊戲程式。但初創公司卻沒有一隻Pokémon讓應用程式變成街知巷聞。不注重內容便是初創公司很快觸及玻璃天花的另一個原因。

香港很多的初創公司只想着建立一個平台，或許加入少許科技，內容便會自然來。不用自行開發內容，平台便可以透過抽佣，即時有收入。但問題是，為何內容供應商要使用該平台呢？初創公司的平台真的獨一無二？為何內容供應商不自行或聯合其他內容供應商一起建平台呢？

可能有讀者會說，Facebook也只是提供平台。但不要忘記Facebook在開始的數年間，是沒有任何收入的，只是努力地吸客。那麼Uber呢？它也沒有自己車隊，即是沒有內容，只提供平台。但在Uber和一眾叫車應用程式未有自己的車隊前，它們也只能靠燒錢來維持市場佔有率，一旦停止燒錢，又或其他公司願意燒更多錢去搶佔有率，Uber和一眾叫車應用程式可能便會關門。乘客只看哪一間便宜，司機也會參加所有的平台。公司沒有提供內容的產品，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是很低的。

另外，一間只靠不斷集資和燒錢，短期內又不能轉虧為盈的公司，是否一間成功的公司，也是一個很大的爭議。

最後，一間初創公司能否自然地進入市場，也是他們會否觸及玻璃天花的原因。如果其創辦人或主要員工原本都在相關行業中，這間公司是這行業的自然擁有人，會沒有這麼快觸及玻璃天花。正如Pokémon GO，很明顯公司是擴增實境的自然擁有人，因為Pokémon GO只是將卡通片內的情節變成真實遊戲，其他公司怎樣也做不到。

再舉一個反面例子。朋友創辦了一間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初創公司，想幫助購買海外物業的準買家，透過虛擬實境來視察心儀的物業，毋須親身前往。這是很實在的需求，但當公司完成了產品開發後，便發現觸及玻璃天花。因為公司的創辦人都沒有地產行業背景，也沒有幫助地產代理開發資訊系統的經驗，又怎可以進入市場呢？朋友公司的技術又不是獨家，物業發展商和地產代理很容易可以找其他公司合作。

如果初創公司只是模仿已經成功的公司，既沒有提供內容、又不是自然擁有人的話，無論所提出的商業模式有多好，計算的前景有多亮麗，也會很快觸及玻璃天花，失敗告終。

然而，香港也有小部分初創公司在走正確的路。筆者相信，總有一間或數間公司的名字，可望在未來數年成為某一行業的代名詞，就如Facebook代表社交網絡，Paypal代表網上付款等，從香港出發，卻有能力影響全球每個角落。

重發的士牌啟示

容志偉

2016年6月21日 信報 經管錦言 B14版

一個商業機構，最短的壽命可能只有數個月（例如現在的大部分初創科技公司），能夠持續經營的也可能只有十多年壽命。能夠持續經營過百年的公司，可說是萬中無一。客人會變，需求會變，時代也會變。變幻本是永恒，怎樣可以做到長久持續經營呢？

筆者在過去十多年不斷聽到一些投資建議，說買了香港的士牌是一勞永逸的投資。無論客人怎變，需求怎變，時代怎變，也是一個實賺無賠的永恒投資，因為香港政府不會再發出新的士牌。那麼，一間投資的士牌的公司便是那些能夠長久持續經營的公司？

為何投資的士牌是實賺無賠的永恒投資？因為投資者假設了政府不會再發出新的士牌。但政府曾幾何時保證無論任何情況也不會再發出新的士牌呢？

此外，現在政府建議發新牌，更有可能毋須牌費。有評論便說這對原有投資者不公平，不符合理期望。無論是以公司形式投資了很多的士牌（俗稱車行），又或個別司機買的士牌來駕駛的士維生，都是一種投資行為。

在資本主義社會，從來都沒有投資是一定不會賠本的。投資可升也可跌，有回報必有風險，那又可以投訴什麼呢？

投資的士牌公司車行的經歷，是一個很好的反面教材，讓我們學習怎樣可以將公司做到持續經營。

忽視顧客意見拒創新

為何車行好像突然才發現政府會發新牌而毫無預知能力呢？真正的問題是他們忽視顧客意見、抗拒科技創新和無視政策風險。

首先，忽視顧客意見是香港人所共知的事情。司機選擇客人、態度惡劣、濫收車資等，都是很多市民投訴了不知多少次的例子。車行老闆不知道嗎？沒有可能。但為何不去想辦法令租車司機改善呢？因為沒有誘因讓車行老闆作出行動。

在車行老闆眼中，牌價和牌租，跟顧客意見是沒有關係的。問題不解決，但又無替代品，因此車行老闆只會想怎樣可以使牌價繼續上升。當其他人和政府對其沒有辦法時，車行當然可以繼續忽視顧客意見。但時間長了，這也成為了殺頭的遠因，只是靜待一個時機吧。

另外，叫車應用程式（Apps），無論是用於客貨車、私家車或的士，都已經面世了一段時間。這些應用程式的出現，其實已經給了車行老闆最後警告，預視了乘客會透過科技奪回決定權。

不過，顯然車行老闆並沒有理會這個最後警告，只是繼續希望牌價上升。他們可能輕視科技對傳統商業模式的破壞性，也可能認為根本事不關己。但應用程式的出現，最後令到市民醒覺，並逼政府出手。也因為應用程式的出視，市民和政府便有更容易的辦法去解決問題。

車行到今年才推出叫車應用程式，不但為時已晚，該叫車應用程式的質素更是慘不忍睹。

最後，如果任何一間公司的成功是依賴政府的一個政策的話，公司領導人必定要是在成功的那刻已經準備好，如果政策有任何轉變，公司應該要怎樣轉型，以及怎樣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執行應變計劃。

一朝天子一朝臣，政策從來都不可能準確計算，商業公司只可以作多手準備。難道真的好像車行面對現在的境況，燒車堵路便可以令政府不再發新牌嗎？

其實，上述三個問題：忽視顧客意見、抗拒科技創新和無視政策風險，都是十分基本，但偏偏就是很多不能長久持續經營公司的核心問題。一間公司會否面對轉變？這視乎公司領導人有否遠見。

車行領導人欠缺遠見

如果一個公司領導人有遠見，斷不會忽視顧客意見後，又預見不到這會是導致殺頭的遠因；也斷不會抗拒科技創新，到最後一刻才交一件不合市場要求的新產品虛與委蛇；更斷不會相信一個政府，無論有沒有改朝換代，都為投資者提供一個恒久不變、只有回報但無風險的政策。

由一個缺乏遠見的領導人來帶領公司，公司都應該不可能長久持續經營。即使公司現在表面看來沒有問題，但這只是時間問題罷了。

正如香港的士業，已經到了一個不可逆轉的臨界點，會發生的始終會發生，車行老闆也要為沒有遠見而付出沉重代價。

下一代怎樣和人工智能共存

容志偉

2016年3月22日 信報 經管錦言 B14版

一場人工智能和人類棋王在圍棋上的對決，讓人工智能由只是在電影出現的虛構影像變成平民百姓的真實話題。有不少人更說人工智能曾經在比賽的棋盤上，用棋子排了一個「死」字，以示向人類挑戰。這當然只是一個笑話，但這也反映出不少人確實開始擔心自己會否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有知名資訊科技界領袖預言，人工智能帶來的威脅並不是取代人類工作，而是讓人類因有人工智能的幫助而變成毋須工作，因而無所事事，喪失鬥志。然而筆者卻認為，這預言並不正確。

未來的人工智能肯定可以大幅提升生產力，甚至有可能產生多於人類需要的產能，但大部分的人工智能都是由商業機構所研發的，而不是政府，所以使用人工智能的服務並不會是免費的（正如讀者如需要使用蘋果Siri的服務，首先要做的是購買iPhone）。人類因此也不會因人工智能大幅提升生產力而變成毋須工作，受惠的會是研發人工智能的商業機構，而人類只是轉到一些人工智能未能勝任的崗位工作。

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勝任的工作通常都是一些初至中級、日常很多時都只有少許變化的工作。然而，這些工作都是年輕人進入職場的踏腳石，讓年輕人有時間和空間去適應和學習，進而在職場向上流動。

當我們的下一代大學畢業之時，人工智能也應該已經發展到更高的層次，很大部分初至中級的工作都應該已經由人工智能來處理。結果是下一代必須要有能力由沒有經驗的大學畢業生，在毋須經歷在初至中級職位踏腳石的磨練下，快速成長去擔任一些人工智能未能勝任的高層次工作，否則我們的下一代根本沒有機會開始向上流動，真正的變成無所事事，喪失鬥志。

要有創新和跨學科知識

在我們的生活環境中，只會有愈來愈多的人工智能。既然人工智能不會消失，我們便要想想，下一代怎樣和人工智能共存呢？筆者認為，重點是要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夠擁有創新、跨學科知識和讀心術的能力。

相對人工智能，創新是人類的強項。我們可以無中生有，可以突然提出一些不相關的念頭，從而解決問題。但創新從來並不是天生可以擁有的能力。

前陣子，筆者和數個大學生討論有關創新創意的問題時，他們希望筆者教導，讓他們迅速擁有創新的能力，因為他們相信應該有一些簡單的方法去達成這個目標。就正如不少大學也有開辦的碩士課程，用一些系統的方法去教導創新。

挑戰常規並富有見識

筆者認為，能否創新，不在於方法， 只是在於是否勇於去挑戰常規和權威，同時有足夠的見識。即使有最好的方法，卻達不到這兩個要求的話，很大機會只是原地踏步，所提出的創意很可能都不是很創新。

另外一個重要的能力是跨學科知識。單一學科的知識其實在今天已經不足夠。可能有讀者會說不少大學生都是雙主修， 有些是懂財務又懂會計，有些則是懂電子也懂軟件。但筆者所說的跨學科知識，是兩種或以上完全不相關的學科知識，例如懂財務又懂心理學，懂工程也懂哲學。

不相關的學科知識看似沒有關係，但卻會提供跳出框架的想法，例如，在工程上遇到難題，苦無對策，但如果工程師同時精通哲學，繼而在哲學家的道理中找到新想法，從而解決難題。

跨學科知識其實也是人工智能的弱項，因為要將人工智能的學習技能和已學到的知識轉移到另一個範疇是非常困難的。舉一反三會是人類的強項。

人類讀心術超越人工智能

最後一個重要的能力是讀心術。相信不少讀者，特別是男讀者，都曾經試過伴侶說「是」，其實說「不是」。在任何表情、細微動作中也不能知道對方是在講真話或是講反話。但我們很多時也能憑心感應而知道真正答案。

這個能力正正是人類溝通的一種方法，也就是筆者所說的讀心術。人類這種溝通方法的特別之處是同樣的數據會在不同時間出現不同的結果。而數據和結果卻沒有可計算的必然關係。因此也使擅長理性分析和決定的人工智能在這方面無法有好成績。

這三種能力讓下一代能夠和人工智能共存，但某程度上都只是防守性的方法。有沒有進攻的方法呢？

筆者的公司是香港極少數研究人工智能和將人工智能商業化的機構。在和同事討論這場棋賽中的人工智能時，得到了一個答案：為何研究和開發人工智能只會由少數人去做呢？如果讀者的小孩子就是研究下一代人工智能的人員的話，無論將來的世界變成怎樣，讀者的小孩子都會立於不敗之地。怎樣做？在大學時，不再只選金融法律，選讀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的學科便可以了。

人工智能的大方向是不會逆轉的，但我們的下一代卻可以學會創新、跨學科知識和讀心術，或進一步成為人工智能的開發人員，未雨綢繆。即使人工智能真的在棋盤上用棋子排了一個「死」字，我們也可以靈活變通，就如電影「食神」經典的一幕，將那個「死」字變成一個「掂」字。

從版權修訂條例討論中學習

容志偉

2015年12月22日 信報 經管錦言 B13版

2015快將過去，筆者又再跟半年一聚的Mentee們見面。Mentee們所討論的，大都是有關這一年工作的事情。當然有Mentee會說在工作 方面都不錯，但有更多的會說不太如意。即使再勤力，也討不了上司歡心。更不用說為了工作，犧牲了不少人生樂趣和時間，但還是好像沒有什麼成就。

在職場上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但這都是任職的公司，又或上司的問題？可能是。但除非轉工，否則任職的公司和上司都不會即時改變。另一方面，當我再細聽Mentee們的故事後，似乎Mentee們自身的改變可能會更易。

然而，多年的Mentor經驗讓筆者知道，年輕人都是不喜歡聽道理的，剛剛Mentee們也在興高采烈地討論有關俗稱「網絡23條」的《版權修訂條例》，因此筆者便嘗試以《版權修訂條例》的討論作例子來說明。

資料錯誤目標失準徒努力

當我們接下工作時，是否了解當中真正及全部的要求和資料呢？很多時我們都會基於很多假設來判斷，但很多時候這些假設都是錯的。就如在討論版權修訂條例時，無論支持又或反對的人士，是否真正知道自己在支持又或反對什麼呢？

反對的一方提出了很多的例子來說明自己的觀點，例如通過條例後，認真翻唱歌曲再將錄音或錄影放上網便會犯法，因此要反對通過修訂條例。但反對的一方卻不知道或不提出，即使沒有通過修訂條例，認真翻唱歌曲再將錄音或錄影放上網，在現有的版權條例下也是犯法的呢？

支持的一方又會提出條例已經平衡了各方利益，其實對網民多了保障，因此沒有理由反對。但支持的一方卻是否知道反對的一方不是反對修訂條例，而是不信任現屆政府呢？

在職場上，如果在工作開始時不知道所得資料是錯誤的（修訂條例的反對者），又或目標錯了（修訂條例的支持者），無論多努力，到最後都是徒勞無功的。

另外，當有了真正及全部的要求和資料後，便要正確地執行。不過，是否用了合適的方法呢？反對修訂條例的一方，會不斷在網上或集會中要求泛民的議員投 反對票。但所有人都知道，即使全部非建制派議員都反對，只要建制派議員出席會議和支持，修訂條例還是會通過的（「等埋發叔」事件是可一不可再）。

如果反對的一方只是用這個方法去促使修訂條例被否決的話，其實是不會令到修訂條例被否決的。是否有其他方法呢？例如找一個理由讓建制派議員缺席，甚至轉軚。

為何我們總是先做又或只做一些有信心和曾經用過的方法？即使知道以往的方法解決不了現在的問題，開始時也一定要先用舊有方法呢？俗語有云：「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境轉；境不轉，心轉。」。是否可以勇敢一點轉變一下方法呢？

因循守舊抗拒改變難成功

同樣的道理也可應用到職場上。每次遇上新工作，都先檢查一下現有的方法是否可行。不要因為要離開安全區又或過分自信，而在需要改變時抗拒改變。即使用了最大努力和所有時間，但只懂用以往成功的方法，還是到達不了終點的。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是一個過程，還是一個目標？很多時，我們開始一個新工作時，並不是以終為始，而是見步行步。更嚴重的是當我們努力工作的時 候，會不知不覺間變成專注在那個過程，不斷迎難而上，過關斬將，而導致慢慢地只會記着和計劃明天的過程，而忘記了原先的最終目標。

在不少的社會事件上，動員的一方很多時都有一個很好的開始，但到最後卻因種種原因，慢慢的偏離目標，甚至沒有了方向，到最後消失。每次出來抗議，但改不了遊戲規則；每次選舉，不是看大局以搶奪最多席位為目標，結果兩敗俱傷。這樣的事情，不就是每年都發生嗎？

當然，社會事件並非每次也可以以單一結果去衡量。但在商業社會，是否成功都只是以結果來衡量。無論在過程中花了多少氣力，沒有達到目標，就是沒有達到目標。已經盡了力只是求情的理由，卻不是完成責任。

如果在工作上，能夠了解當中真正及全部的要求和資料，發現要求和資料有誤時能夠及時修正；能夠用合適的方法，甚至開始時已知道舊有方法行不通的話，即時轉用其他方法； 同時能夠以終為始，不要受過程影響而忘記最終目標的話，即使運氣再差，也可以做到一點成績。

透過以身邊關心的事情來講解後，Mentee們也似乎明白了當中的道理。其實很多人都懂得這些道理，但在實際生活上卻只是繼續自己的一套。盼望在2016跟Mentee們再聚的時候，他們已經能夠將所講所說的都一一實踐，在職場上更上一層樓。

在此也祝各位聖誕快樂！

從TSA評估看人事管理

容志偉

2015年11月3日 信報 經管錦言 B14版

TSA這三個英文字在這幾個月間，好像突然變成熱門話題。如果讀者有小朋友正在讀小三至中三，便可能對這3個英文字更加敏感，因為作為家長的讀者，都很可能和小朋友一起曾經或正在經歷TSA的旅程。

TSA（全港性系統評估）其實並不是新事物。教育統籌局（現稱教育局）早於2004年已經開始推行，其聲稱的目的是用來評估學生整體狀況，以制定和改善教學計劃及教育政策，同時不會用TSA來評估個別學生的能力。也由於評估只是用來制定和改善教學計劃及教育政策，因此學生是不需要操練TSA的。

從表面看，這個評估是一個很好的工具，也有很良好的目的，但為何會好像突然變成全港家長公敵？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TSA成為全港家長公敵並非突然。

香港過去十多二十年，教育改革可以說是兩年一小改，三年一大變。無論是很多年前的學習目標及目標為本評估（TTRA），目標為本課程（TOC），到近年的母語教學、三三四高中教改、法團校董會的校本條例等，都使學校的行政人員、老師及家長對香港教育制度甚至教育局失去信心。

縱使TSA有良好的目的，但學校不相信TSA的評估結果只是用來制定和改善教學計劃及教育政策。學校相信如果有一天要縮班殺校，教育局必會用TSA的評估結果作為其中一個指標。為求保命，便希望透過要求學生操練來提升TSA成績。

沒有信任也無共同目標

另外，TSA聲稱目的不是評估學校，也說學生不用操練，但偏偏在坊間卻流傳沒有要求學生操練TSA，但TSA評估結果比較差的學校的行政人員受到壓力，而不斷要求學生操練TSA的學校卻沒有任何懲罰（例如，如發現學校曾要求學生操練TSA的話，TSA評估結果會被扣分，因評估未必反映真實能力等）。結果是定好的準則沒有執行，紀律蕩然無存，那些沒有要求學生操練TSA的學校也只好加入操練TSA的行列。

最後，TSA的評估結果只是評估學校，與學生的升學沒有關係。即使學生能在TSA得到好的成績，學生及家長也無得益。如果在完成日常的功課補習後還有很多空閒時間，家長和學生還有可能願意花一點時間來做TSA題目，當作學習新知識，但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下，只有做不完的功課和上不完的補習課。既然TSA只是評估學校，學校和家長的目標並不一致，日常的壓力又已經很大，家長哪有不反抗的理由呢？

沒有信任，沒有紀律，也沒有共同目標，現時的TSA還可以持續執行下去嗎？

如果讀者不是學校行政人員，或許未必能感受到家長的不滿和學校行政人員的無奈。筆者試舉一個商業機構的例子來說明。

私人公司行政總裁要求各銷售經理評估旗下銷售人員的能力，以便制定公司的培訓策略，每一個銷售人員需要獨自填一份問卷來作評估，而銷售人員毋須準備，不會影響日常工作，同時整個評估會由人事部來執行。

這是一個看來很好的人事管理計劃，但如果我們知道多一些背景資料，我們可能會有另一個看法。

要看政府決心和執行力

行政總裁每次執行一些新計劃時，都會有一些其他目的，甚至導致天怒人怨。而人事部又曾經向個別經理說如果經理旗下銷售人員評估成績差，經理明年的花紅便有可能被扣減，但不會扣減銷售人員明年的花紅。經理於是強迫旗下銷售人員上課，甚至要放棄部分日常工作來準備。

假如讀者是其中一位被評估的銷售人員，會怎樣做呢？如果讀者有其他工作機會，很大可能會即時離職，因為這個計劃會使整間公司無法運作。

一間沒有信任，沒有紀律，也沒有共同目標的公司，好員工必會流失，而公司也必會被市場淘汰。

有沒有方法來挽救這個局面呢？

首先行政總裁需要即時暫停這個計劃，並對過往造成不信任的事情道歉。當信任重建後，由人事部再度執行計劃，但說明如有人事部員工說會以經理旗下銷售人員評估成績來決定經理明年的花紅，該人事部員工會被即時解僱。同樣，如有經理強迫旗下銷售人員上課來準備評估，該經理也會被即時解僱。最後，行政總裁需要說明如在評估前的一段日子，銷售人員的整體業績能保持甚至有進步，公司會有獎勵。

當然，要在私人公司實行以上挽救方法是比較容易的，而同樣的方法能否挽救TSA現時的局面？這便要看政府的決心和執行力了。

Homejoy結業對共享經濟模式的啟示

容志偉

2015年7月21日 信報 經管錦言 B15版

近一兩年間，只要有創業家說公司的業務是關於共享經濟模式（Sharing Economy），創業家便會即時變成火熱人物，差不多全球各地大大小小的創業講座都會找這位創業家來分享經驗。Uber（司機有空便接載乘客，共享司機停下來的車輛）和Airbnb（屋主房間有空便出租給旅客，共享有空的房間）等以共享經濟模式為基本的新創企業的成功，使大眾相信共享經濟模式將成為主流，取代很多舊經濟行業的企業。

但上星期，有一間在全球資訊科技行業內頗為有名的共享經濟模式公司Homejoy，宣布會於7月底結業，在業界中帶來頗大的衝擊。

Homejoy是一間以共享經濟模式，幫助配對有空閒時間的家居清潔工人和需要家居清潔服務的用戶。用戶毋須有固定合約，需要時才使用應用程式或網頁，即時配對有空閒時間的家居清潔工人。Homejoy會代家居清潔工人向用戶收取費用，並在減去Homejoy的收費後，向家居清潔工人發出工資，跟Uber和Airbnb等大同小異。

修改法律不能保證成功

新創企業，特別是以創新科技為本或創新商業模式來營運的企業結業，其實是家常便飯的事情。但Homejoy結業的原因，卻對同樣以共享經濟模式營運的新創企業有所啟示。

Homejoy宣布正式的結業原因是因為不久之前，美國法院裁定Uber因為以共享經濟模式營運，所有透過Uber配對的司機都是Uber的員工，而非合約工人。若Homejoy不能將家居清潔工人當成合約工人，而是其員工，Homejoy便不能營運下去。

很多業界人士認為，Homejoy所宣布的原因只是法律追不上科技的情況下發生。只要各地政府因應新科技的出現而讓法律有適當的修改，Homejoy所宣布的原因在很短時間內便不是問題。不少業界人士都認為，真正的原因其實是Homejoy找不到下一輪資金和敵不過對手罷了。

筆者並不認同這個說法。有些新科技或新商業模式不能成功是因為法律追不上，但共享經濟模式並不是修改法律便能使其成功。

因逃避社會責任賺錢

筆者認同共享經濟模式是一個創新的營運模式，讓客人能得到更快更好的服務。另外，由於資源的使用更有效率，共享經濟模式更能改善環保問題，但共享經濟模式的成功，是建基於共享經濟模式企業將部分企業社會責任和成本推回給社會。而這種不負責任的做法，使社會產生不公平現象，甚至影響政府管治效率。

為什麼世界各地都有保障勞工的法例？因為企業聘請人民工作再賺錢，企業便有責任付出成本來讓人民得到基本的保障，例如病假醫療、年假、保險等。但在共享經濟模式下，企業不斷強調所有使用配對的服務提供者只是短期合約工，因此企業不再負擔這些成本。但一個服務提供者每天都由企業分配工作，是否真的是短期合約工？在沒有這些成本下，回報當然非常可觀。但這些成本總要有人結賬，誰會來結賬？沒有。結果是該個國家或地區的所有納稅人一起承擔。

企業因逃避社會責任大幅降低成本而賺錢，卻由所有納稅代付應付成本。社會會容許這種不公平現象嗎？而Homejoy所面對便正正是這個問題。

法律還應被修改來讓共享經濟模式成功嗎？

除了人民基本的保障外，還有其他原本應由共享經濟模式企業承擔的成本，轉由納稅人來結賬。

如果這些成本全部由共享經濟模式企業來支付，其實會有多少間共享經濟模式企業還能生存呢？有不少有心人曾幫Uber計算，如這些成本全部由Uber支付，Uber只是單單在美國加州便需要每年增加一億美金的成本。在這情況下，或許Uber仍然能營運，但肯定很多風險基金和投資者都不會投資 Uber。

在沒有上述Uber案件裁決前，或許共享經濟模式企業仍能繼續逃避社會責任。但裁決後，共享經濟模式企業便不能胡混過關了，而Homejoy的決定也對共享經濟模式企業帶來一定的啟示。

基於共享經濟模式的很多優點，筆者仍相信共享經濟模式很可能會是將來其中一個主流的商業模式，但企業必須承擔社會責任及改良現有模式，使此模式能夠達致在承擔社會責任後仍能持續發展。

怎樣做快樂香港人

容志偉

2015年5月19日 信報 經管錦言 B19版

筆者和一批畢業了數年的 Mentee聚會，Mentee都說慢慢適應了社會。工作很忙碌，但也能應付，有一位更獲得晉升。但當筆者問Mentee們人生是否快樂的時候，大部分Mentee都說好像都不太快樂，另外更好像看見其他人都很快樂。Mentee們很想明白人生是否就是這樣。

在香港，其實有幾多人會說自己是快樂的呢？根據聯合國剛剛發表的2015全球快樂指數，香港只是在全球排名72，比上一次於2013年的相同指數下跌了不少，更被其他已發展國家地區遠遠拋離，只是高出中國少許。其實，我們不需要太多資源去做研究分析，只需要用心去感受一下，已經可以知道很多香港人都不快樂。原因有很多，而很多人都會認為是因為工資和房屋問題，也即是生活困難。但若再想深一層，香港人的不快樂只是源於物質上的缺乏嗎？那為何其他已發展國家地區的快樂指數會遠遠拋離香港呢？

在十多二十年前，香港的工資和房屋問題也相當嚴重，一家數口迫在細小的空間，每月家庭的收入只是剛好夠用，但香港人相對是比較快樂的。筆者認為，物質上的缺乏只是不快樂的表面原因，真正的卻是一些深層的原因。

首先，很多香港人尋找快樂的方法是什麼？答案是消費。無論是吃一頓高級晚餐，又或在百貨公司大量購物，香港人在付費的那一刻，又或在將食物和新買產品照片上傳到社交網絡的那一刻，便找到了快樂。然而，那一刻卻很短暫。短暫快樂過後，又要再找下一刻。無論是由於時間問題或金錢問題而導致未能再次消費，不快樂便隨之而來。快樂就是因為消費？不是的。在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主導的香港，快樂是因為在消費的那一刻得到了肯定，即使這種肯定是非常短暫。然而，我們的人生就是追求這種肯定？

另外，快樂與否，很多時是相對而言的，當你將你快樂的相片上傳到社交網絡的一刻，某程度上是將快樂傳播了，但在同一時間，也令到一些在你社交網絡上的朋友感到不快樂。問題不是因為你本人，而是源於一種比較。很多時我們傾向將最好的事情在社交網絡上發布，而不好的事情都很少在社交網絡上出現，結果是朋友總會認為發布的人是幸福快樂的。當朋友又再將自己的情況和社交網絡上的你比較時，即使朋友可能已經快樂，但在比較後便感到不快樂了。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朋友剛剛去完日本旅行，在社交網絡上傳了一些相片。但就在上傳後的數小時，卻在社交網絡看到另一位朋友前往歐洲旅行在機場出發前拍攝的照片。朋友的快樂指數基於比較便即時下跌了。

消費換快樂僅屬短暫

最後，不公義和不公平很多時都是快樂的敵人。在辦公室內，看到有其他員工做錯事不需負責，沒有後果，但你做事慢了一點，卻給上司罵了半小時，你不可能是快樂的。這種不快樂是很容易解決的，找另一份工作便可以了，但社會上的不公義和不公平便不同了，擁有公權力的人做錯事，不需負責，沒有後果，負責官員政策失誤，卻要市民來承擔。除非你離開這個地方，否則你是不可能快樂的。

上述所提到的三種不快樂的原因看似簡單，但是否每天都在你身上發生呢？每天努力工作過後，努力消費以得到肯定，但短暫過後快樂便消失。回家途中在社交網絡看到朋友最幸福快樂的一刻，比較自己後，快樂指數即時下跌。回到家中再在電視上看到種種社會的不公義和不公平，失職官員繼續在位時，你那一刻的快樂指數即時跌到冰點。

然而，快樂其實是一種選擇，是一種心態。

你可以選擇以消費來肯定自己，也可以選擇以為家人的付出，對社會的貢獻來肯定自己；你可以選擇每天都不斷看朋友在社交網絡的更新，不斷的比較，也可以選擇只是當社交網絡為其中一種溝通工具。真正的朋友最少也會用即時通訊軟件和你溝通的；同樣地，你可以選擇面對社會不公義的事情時，選擇默不出聲，也可以選擇走出來發聲，即使未能即時改變什麼，但最少你也曾經努力過，為社會作出貢獻，而不是只是繼續不快樂。

盼望Mentee們無論將來的際遇是什麼，也可以選擇一個快樂的人生。其實，無論在家庭，工作，社會上擔任那個崗位，香港人也是值得有一個更快樂的人生，做一個快樂的香港人。怎樣選擇？你懂的。

人人都可以是創新英雄

容志偉

2015年3月24日 信報 經管錦言 B19版

我們每一天無論在公在私，都會面對很多不同的問題。我們可能會用一些一直沿用又或一些權威所推薦的方法來解決，但很多時，這些方法都不是完善及不是行之有效的。

很多朋友都希望有能力去想出一些嶄新的方法去解決問題，但卻發現想來想去也未能想出一些創新的想法。

前陣子，筆者和另外五位創業家獲科學園邀請，參加一個透過講述我們六個人的故事，來宣傳香港科技創業和創新精神的計劃。這個計劃名為「創新英雄」。相信不少讀者也可能在不同的報章、電台廣播，又或巴士廣告留意到這個計劃。

以國際市場為目標

在我們六個人當中，有研究納米醫療科技的，有開發無線充電技術的，也有筆者的人工智能音樂老師等。雖然我們六個人的公司業務非常不同，但我們的產品和服務在各自的領域中都是非常創新的，而這些創新都有很多的共通點。

首先，這些創新都是以解決一些全球性的問題為目的，而並非只限於本土問題和市場。即是在開始創新業務的第一步時，已經以國際市場為目標。

另外，這些創新都是基於自行研究及開發的原創科技及將其商業化，而不是應用其他公司的科技來作開發。

最後，這些創新都是以挑戰一些一直沿用又或一些權威所推薦的方法為目標。

其實除了我們六個人外，筆者相信，在香港還有很多創業家和創業公司也是很創新的。

筆者向希望學會創新的朋友講述我們六個人的故事後，朋友都很讚歎我們所做的事情，也羨慕我們創新的能力，因為創新對大部分朋友來說都是很困難。

其實，大部分朋友並不是不懂創新，而只是不得其法。有國際視野來構思創新和有自行研究及開發原創科技的能力，當然可以更容易產生很多創新的想法。但我們其實也可以用一些相對簡單的方法來構思創新的想法。

首先，很多創新其實都是將身邊某一個範疇中的方法應用於另一個相近範疇，筆者試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古典音樂從來都不是創新的，貝多芬的音樂過了數百年的演繹方法還是一樣。除了一些古典音樂的忠實擁躉外，很多人都認為古典音樂是非常沉悶的。怎樣可以加入一些創新的元素呢？其中一個可能性是將流行音樂的演繹方法用來演繹古典音樂，重新編曲，讓一些只喜歡流行音樂的觀眾對古典音樂都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敢於挑戰權威突破傳統

另外，不少的創新只是將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或方法放在一起。筆者也試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不少人希望將家居變得更智能化，但在市場上的所謂智能家居系統，少則需要數萬元，多則需要數十萬元，更要將家居中很多現有的裝置換掉。是否有其他的創新方法呢？

家居大部分的裝置都是用傳統紅外線遙控器來控制的，另一方面，簡單的語音識別裝置也已很普及和便宜。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將這兩種風馬牛不相及的裝置放在一起，即一個多合一而能將紅外線發射到如客廳和飯廳所有地方的紅外線遙控器，再在上面加一個語音識別裝置來控制遙控器呢？試想想，有了這個創新裝置，只需在家中說「電視」，電視便會自動開啟，而整個裝置所需要的費用也很少。

最後，大部分創新的出發點都是建基於挑戰權威。遇上任何事物，即使讓你認識新事物或者新方法的是一個權威，都應以好奇的心態去看待，想想有沒有其他可能性，又或這些事物和方法是否錯誤。當這種心態變成一種習慣，能夠創新的機會率便能提高。

說易行難，基於香港的教育制度，以及一貫的儒家思想，要突破由上而下的傳統，對很多人來說是比較困難的。正如筆者在大學授課時，搶着發問的大部分都是外國學生，而本地學生只是默默的記下重點，絕少反問其他的可能性。然而，困難不代表做不到。

創新，本身就是無限的可能。以上所提到也只是其中幾個較易做到的方法，但當然也有更多的方法去達到創新，而最重要的是真的去實踐。

筆者相信，我們每一位都是創新英雄。

殺雞取卵網上音樂商業模式

容志偉

2014年12月9日 信報 經管錦言 B15版

今時今日，是否仍然有很多人願意真金白銀去購買一首好的音樂呢？筆者相信大部分有聽過香港電視劇集《選戰》的插曲《I'll be there》的讀者，都會被這首歌曲感動，也肯定這首歌曲是近年難得一見的出色音樂作品。

自上月底在香港電視劇集《選戰》時首次播出了這首歌曲後，I'll be there便一直雄據蘋果iTunes音樂購買榜的第一位。從這例子看來，只要是好的音樂，無論是以實體或數碼形式出版，很多人仍然願付費購買。音樂人也可以有足夠收入繼續創作和演繹好的音樂。然而，這種能夠同時讓音樂人有足夠收入，而消費者又願意接受的商業模式，可能會被另一種商業模式所取代。

可能不少讀者都有用Spotify、Pandora、KK Box等串流音樂服務供應商來聽音樂。當中又有多少位讀者曾經付費呢？以Spotify為例，用戶可以選擇免費版本或付費版本。如果用戶是在電腦或平版電腦來聽音樂，免費版本跟付費版本唯一分別是有廣告（如在手機使用免費版本，則只可以在歌手選單和歌曲選單中隨機播放）。最重要的是免費版本和付費版本都是完整的歌曲和音質最高。

歌手網上下架爆爭議

同時，付費版本是以月費任聽的形式來付費。即聽愈多歌曲，每一首歌曲的個別費用便會愈低。而串流音樂服務供應商又會以供應商總收入的某個百分比（如Spotify的70﹪），以歌曲播放次數除以供應商總播放次數的比例，分給各出版商。而各出版商會再將得到的收入分給音樂人。這種商業模式是否合理和公平呢？著名歌手Taylor Swift便於上月公開否定，更將她所有的歌曲在Spotify下架。事後Spotify的管理層和其他個別人士也公開作出反擊。但筆者認為所有反擊的理據都不合理。

首先，Spotify認為這種商業模式是合理，因為他們能提供版權費給音樂人，而這些版權費更是Spotify收入的70%，達到20億元。相比免費任看的Youtube和盜版，已經是一個很合理的商業模式。任何一個產品和服務，都有其基本價值。音樂的價值必不是零。以這種商業模式收費，其實是讓用家定價。即使用家願意付出合理價錢，但在可以選擇下，也希望所有產品和服務的價錢愈低愈好，甚至免費。很多音樂人都在網上貼出Spotify給他們的支票，即使播放率很高，所收到的版稅仍是很少，因為Spotify廣告費的收入很少，只靠付費用戶的費用作收入，所以可以分到的也不多。這間接貶低了音樂和音樂人的價值。明明要付出更多才合理，卻說已付出70﹪的收入所以已經合理。是否比魔鬼好的便是天使呢？

另一個Spotify認為這種商業模式是合理的原因是如果沒有免費版本，會更少人願意付費，因為用家在使用免費版本後，便可能不想使用時有廣告。但這個正正是這種商業模式不合理的核心原因。正如前文所說，免費版本和付費版本都能提夠完整的歌曲和質素最高的音質，即是已經滿足了用家的最重要的需要。那麼，還有什麼可以導致大部分的一般用家轉為付費用戶呢？

更重要的問題是免費版本會讓用家慢慢認為音樂是免費的，更會覺得以歌曲為單位來付費的商業模式不合理，從而不再為任何音樂付費。還有的是一些使用盜版音樂的用家，由於始終是非法，使用時很可能會覺得不太好，因此仍有足夠動機讓他們轉成付費用家。但在串流音樂商業模式下，這批用家是合法地免費使用，最後一個基於良心的動機也沒有了。而這批用家永遠都不會轉成付費用家。新的商業模式不能提供應有和合理收入，舊的商業模式又被新的商業模式所取代，劣幣驅逐良幣。結果是音樂人無法生存，殺雞取卵。

此外，一些意見說這正正是互聯網的威力，音樂人要改變心態去面對，正如其他行業一樣。音樂行業其實已經由售賣實體CD的商業模式成功轉為售賣數碼音樂的商業模式。這不存在適應與否的問題，而是串流音樂商業模式並不是跟其他行業的互聯網新商業模式一樣。串流音樂商業模式讓用家可以以更低價錢，甚至免費享受音樂，但卻淘汰了真正提供產品的音樂人，而中間人（即出版商）卻沒有被淘汰。淘汰了音樂人，這個行業還可以存在嗎？還可以有好的音樂嗎？因此，這並不是適應互聯網與否的問題，而是串流音樂商業模式根本性錯誤的問題。是否有方法去改變？或許讓用家知道「支持串流音樂商業模式，將來很可能便沒有好音樂」是其中一個的好辦法。然而，由貝多芬，莫扎特到現在，音樂人的路從來都不是容易的。

Sometimes it is life， no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It's solely making you cry

But I have faith in you that you will shine

節錄自《I'll be there》歌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