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牌條件窒礙 不鬆綁難創新

容志偉

2017年4月1日 信報 經管錦言 B11版

在香港搞商業上的創新，很多時都會碰壁。不是生意模式問題，也不是市場需求問題，而是政府的牌照問題。為保障市民利益，在發牌條件中加入些要求是必須的，但因為害怕新事物而把一些不必要、甚至會導致新事物不能生存的要求加入發牌條件，只會窒礙創新。

美食車和數碼聲音廣播都是新事物，需要政府牌照才可以營運，但都很快會消失。美食車是一個很好的構思，它實質是流動食物外賣車，但為何牌照硬要規定在指定的地方才可以營運呢？已獲發牌的美食車只有16輛，即使它們泊在不固定的位置，對環境、交通等有多大影響呢？再者，生意是流動的，今天某一個位置可以為美食車帶來不錯的生意，明天卻可能一宗生意也做不成。由不熟悉商業營運的政府選出指定地方，便導致有美食車東主看見同業情況後，未開業便退回牌照離場。

勿僅保護既得利益者

香港在2011年發出首批數碼聲音廣播牌照。雖然數碼聲音廣播是上世紀發明的科技，但對香港來說也是新事物。營運商毋須付任何牌照費，但必須接受一個條件：政府對停止傳統AM/FM模擬聲音廣播沒有時間表。

以香港的人口，其實容不了數碼和模擬聲音廣播同時存在。即使沒有停止模擬聲音廣播的時間表，營運商仍願意嘗試新事物。但營運了6年，最後一個營運商近來也交回了牌照，政府亦剛宣布香港會全面取消數碼聲音廣播。有分析指停止數碼聲音廣播是大勢所趨，但試想想，如果政府在發牌時已經定下停止模擬聲音廣播的時間表，數碼聲音廣播必有很大機會生存，外國也有成功例子。例如挪威於今年年初便宣布全面取消模擬聲音廣播，全國只會有數碼聲音廣播。

從以上例子來看，即使有心創新，政府的發牌條件卻會直接導致失敗。另一方面，政府更透過保護既得利益者來阻止創新事物的出現。

當全球不同國家都要求公共交通服務營運要將其服務數據，如巴士班次數據，公開給公眾免費使用時，政府剛剛和九巴續約10年專營權時，沒有加入此要求。沒有這些數據，很多資訊科技公司構思開發一些創新應用程式也做不了。

九巴說不開放的原因是這些數據有商業價值，因此不會公開。但這些公共事業服務數據根本不是屬於公司，也不是屬於政府，而是屬於社會的。開放數據是全球大勢所趨，也是推動創新的其中一個重要動力。當政府發牌照給既得利益者時，沒有要求開放數據，既得利益者當然不會開放。

另一個例子是的士牌照。當不少國家地區都推出新類型牌照來使UBER及同類創新形式的應用程式能夠合法經營時，香港除了全面封殺UBER外，更在傳統的士牌照外推出優質的士牌照，以表示回應社會要求。而這種優質的士牌照，並不是個別司機可以申請，必須是車隊才有能力申請。

不應考慮投資者風險

無論優質的士有多好，都取代不了UBER類的創新模式，而政府是要封殺UBER類型的創新。為何呢？政府的回覆也很直接：影響持的士牌市民。以上4個例子說明了政府透過發牌，來減少社會的創新意欲。

另外，政府也對投資者持有雙重標準。為何九巴及的士牌照的投資者不用為自己的投資風險負責呢？如果投資者已經預示創新事情會影響九巴及的士牌照的商業價值，應該要做的是賣掉九巴股票和的士牌照。哪有投資永遠只賺不賠？

如果政府真的希望社會創新，筆者認為任何牌照政策都應該以以下3點為目的：首先，對於創新事物，發牌時應給予較大空間。創新事物在開展初期必會有一批不願改變的人阻礙其發展。無論阻礙的原因是影響了既得利益，又或只是不想改變，政府的政策應是幫助創新事物除去這些阻礙。

另外，對於現有產業，如果其成功是基於政府的牌照政策保護，那麼在續牌的時候必須減少壟斷空間。如果那牌照並不需要續期，政府應該盡力增加其市場競爭性，例如不斷檢討牌照的需求來增發新牌，減低牌照炒賣價值。

最後，政府的發牌政策不應考慮投資者的風險。在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美國康奈爾大學等機構，每年發表的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香港的排名已經由2011年的全球第4位，輾轉下跌到2016年的第14位。如果政府不改變透過牌照來懲罰創新者，和獎勵既得利益者的話，即使社會再談多少創新，一切其實都是徒勞無功。